朱征夫
不管我们是否乐意，手机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致力于把民主法治化的同时，手机也在雄心勃勃地帮助我们把法治民主化。毫无疑问，手机将和我们一道，去寻找和创造民主法治的未来。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拥有了手机，它的特点是，几乎人手一部，随身携带，随时使用。自人类产生以来，还没有任何东西像手机一样与人的关系如此紧密。毫无疑问，手机正在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活，也在改变社会管理的方式，包括我们实现法治的方式。
用手机参与立法
过去制定法律时，最让法学家和人大的官员们感到难办的问题，不在于能否找到外国的立法经验，也不在于是否领会了领导的意图，而在于如何了解群众的意愿。立法的过程主要是一个利益平衡的过程，没有充分了解广大群众的意愿，就很难搞好利益平衡。开座谈会、组团四处调研是经常采用的办法，但既费时费力，又容易被利益集团绑架，还不容易听到真话。现在这一问题有了解决办法，那就是手机，与网络相连接的手机。
此次刑诉法的大修，我们有幸见识了可能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立法讨论。形形色色的赞美、谩骂、批评、抱怨夹杂着各种各样的真知灼见在网上如潮水般汹涌奔腾，核心是如何更好地保护人权，约束公权。大多数参加讨论的人用的是手机，手机和手机的网络化使人们的广泛参与成为可能。直到交付表决的前一天，由于未能如愿以偿地将草案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条款拿下，还有人通过手机呼吁人大代表抵制表决，但赞成交付表决的似乎占了多数：“虽然不够 美，却已有很大进步，还是先过吧！拖到下一次还不知啥时候呢！”
这些天，修改后的民诉法中公益诉讼的主体问题，最高院司法解释关于对律师的处罚权问题，又是手机上讨论的热点。可以想象，将来的国家立法活动，尤其是与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的制定和修改，都少不了一个基本流程：接受群众和手机的检验。
用手机监督法律的实施
手机，尤其是它的拍录功能，正在赋予“现场”新的含义，也为“公民监督”带来新的力量。过去，一位普通公民想扳倒一位劣迹斑斑但势大权重的干部是何其难！如今，官员们的言行都处在手机的包围之下。这些手机，同时也是照相机、摄影机和录音机，发现问题，便及时拍录，传输上网，引众人围观。众人之中，或许有法律专家，但无须都懂法律。法理与事理相通，公众凭良知和生活常识便可判断是非。于是，对擅权枉法的官员，大家口诛笔伐，不依不饶，其中也有语言暴力，甚至侵害其合法权利，但通常因证据确凿，人赃俱在，有关部门不得不出面处理，即便有袒护之心，也只好丢卒保车。
手机会逼迫官员们都做演员吗？这不重要，手机会告诉我们哪些人是在作秀，哪些人是在干实事。重要的是手机在约束公共权力到阳光下依法运行，约束行使权力的官员去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无上权威。当然，即使最乐观的人也不会同意用手机来取代约束权力的制度安排，因为这不是人们对手机的合理期望。
在保护弱势方面，手机也未甘落后。手机，使打拐工作有了无所不在的举报渠道，不仅方便快捷，而且成本低廉。遇有流浪儿童，或者疑似人贩，拍下照片，向警方报案，或供家属辨认，或供民间打拐组织进行海量比对，见证了民间公民精神的成长。
手机还在帮助这个社会建立诚信。慈善机构想知道捐出的善款是否真的用来给孩子加了菜，就给孩子们留了几部手机，由他们在每次吃饭时拍几张照片，传送到千里之外供总部工作人员分析判断。手机可以记录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从邻里纠纷，车祸现场，到公共事件。对手机的主人，只是举手之劳；但对媒体，可能是新闻爆料；对执法部门，可能是办案线索；对法官，可能是判案依据。
手机促进法律知识传播
“徒法不足以自行”。光有法律是不够的，法律要树立尊严，必须有更多的人了解法律，遵守法律，运用法律，这就需要普法。过去，普法工作的某些方面之所以让人不敢恭维，是因为一提到“普法”，就使人想到“遵纪守法”，普法教育总是被搞成“守法教育”、“听话教育”。因为有了手机，人们不再是单纯的普法对象，而成为知法用法的主体；教育不再是自上而下的灌输，而是自觉的搜索和学习；法律知识不再是法律人的专利，而是手机的主人维护合法权益、监督公共权力的有力武器。
领导在台上侃侃而谈，他讲的话符合法律规定吗？别急，先在手机上查查看；政府又搞了个新规定，这个规定有法律依据吗？还是在手机上搜一搜再说！本人今天的行为符不符合法律规定？会有什么法律后果？先在手机上找找法律条文和有关案例吧！不行的话明天再给律师打电话……
不管我们是否乐意，手机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致力于把民主法治化的同时，手机也在雄心勃勃地帮助我们把法治民主化。毫无疑问，手机将和我们一道，去寻找和创造民主法治的未来。
作者系广东著名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