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迎春 成都商报评论员
据报道，360近日发布的《2012年上半年中国垃圾短信状况报告》中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10亿手机用户实际遭受的垃圾短信总量在千亿条左右。其中，广东、北京、吉林、湖南、河南等地成为垃圾短信发送卡的源头地区，特别是广东，占据总量的12.63%。其中，“免费”“优惠”为垃圾短信最喜欢用来吸引用户的关键词。此外，“农行”是诈骗最喜欢使用的银行，“我要上春晚”是诈骗最喜欢的电视节目，而“苹果”则成为促销、诈骗最喜欢用的奖品。
半年平均每人100条，垃圾短信可谓当下涉及人数最多、骚扰频率最高、被害者最束手无策的一大社会公害。用户谴责、舆论呼吁、学者建议，报纸、电视、网络上喊打之声不绝于耳，但最终都石沉大海。而且垃圾短信“知耻而后勇”，在辱骂声中，还有越打越多、愈演愈烈之势。如何打破这一怪圈？
垃圾短信成灾原因有二：一是背后已形成一套利益推动机制，制造垃圾短信的广告主和各类骗子以及提供传送平台的运营商都能从中获利。除广告和诈骗获益外，仅以短信资费为例，以一毛一条计算，千亿短信意味着百亿收入。二是对这套利益机制没有约束机制，致使少数人可以长期侵害大多数人的权益。眼下没有利益刺激似乎什么事也办不成，一旦有了利益刺激，又似乎谁都制止不了。而且刺激程度与办事的大胆和效率恰成正比。有约束机制况且如此，没有约束机制的情况可想而知。垃圾短信肆虐就像是没有天敌的外来生物，泛滥成灾是预料中的事。
治理垃圾短信的途径是唯一的，也是明显的：通过立法建立起两道防火墙，一是明确违规者的责任，二是明确用户的权利和救济手段。目前的状况是，两道防火墙均处于缺失状态。这涉及当下社会极重要的另一个命题如何确保大多数人受侵害时，公共制度能够迅速到位，如何确保公共制度不被少数利益团体绑架和阻碍。10亿用户，垃圾短信说小了是个人被骚扰，说大了是一大半以上的国人被骚扰。涉及比例如此之高的大多数，保护机制竟长期缺位，背后原因值得深思。大多数人的一项权益主张没能及时地上升为法律条文，立法推动机制有待改善。
事实上，如果能抛开小部分团体的利益，立法约束垃圾短信并没那么困难，技术上和思路上都很明确，还有一些发达国家的成熟制度可资借鉴。总体而言，有两种思路，一是发广告信息类的短信须事先争得用户同意，如用户不同意，不能发，方式可以书面，也可短信确认。现在国内一些银行，发服务短信会先征求客户同意，这个可借鉴。二是公民有权拒绝广告类短信。比如有国家规定，电话和手机用户可通过热线或政府网站，将自己的电话号码免费列入“不接受电话推销名单”中，之后便可合法避免垃圾广告信息的骚扰。不管那种思路，营运商都负有责任，对违法者都有严厉的处罚，甚至构成刑事犯罪。
涉及反垃圾短信的立法确实已经不能再拖了。拖下去，大多数人也许还会忍下去，但一些部门和立法机关的权威和立场将受到极大质疑。与一小部分人的非法利益相比，这无疑得不偿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