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什么中国只能给别人造“苹果”？
2011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苹果公司的掌门人乔布斯会餐时问他：为什么不在美国生产
iPhone
？乔布斯回答：这种工作绝不会出现在美国。苹果和富士康的高管们当然可以为此解释：只有在中国才能一天就召集3000名工人，一天的单厂生产量达几十万。
“新生代产业工人”的梦想
新人培训时，上“压力调适”这门课的讲师曾对员工们说：“我希望大家到富士康来不要只是为了赚钱。”而车间里的线长们却一遍遍地重复：“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赚钱的。”谁说的更贴近实际？
赚钱当然是进厂打工的重要目的，但我遇见的这群20岁上下，来自华北农村的青年们，确实不是只想着赚钱。他们有的怀着自己的职业愿望，期待将来能实现，进工厂只是父母之命；有的真的就是想来富士康学东西长见识的，尽管这理由看上去比较“狗血”；有的来赚钱是为了更顺利地完成学业，现在来这里是为了将来可以选择不来这里……富士康是他们在寻求生活目标过程中的一个跳板；如果愿意认真投入，如“独立小王国”般的园区也将成为砺炼他们品行的熔炉。
他们身上也有同龄人共存的一些缺陷，比如过于自我。但我更多地看到的是他们的积极向上，虽然嘴上花样多一些但做事之吃苦耐劳绝不输父辈；虽然接受正规教育不多但对知识的渴望、对民族的热爱绝不低于那些在大学校园里的兄弟姐妹。他们不愿意也没办法再回到父辈耕耘的田园，他们要面对的许多情况、在思索的许多问题，其实和城市里的读书人已无二致，甚至还要更多更深。面对这样富有思索和行动能力的员工群体，富士康的管理者们必须认真思考，改变自身。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曾经撰文称，直接和90后劳工接触后，他为这个群体的素质和能力感到很震惊。他认为，就其社会定位而言，这些人并不仅仅是 “新生代农民工”，更主要的社会特质是“新生代产业工人”。这批年轻人是在市场化的工作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是非公企业特别是出口型企业中基本的构成和主体力量。他们的成长、发展和农民基本上没有联系。这是一代有文化、有理想，特别是具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一代新人。
常凯提出，作为新生代产业工人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开始逐步形成了作为一个阶级形成标志的集体意识和行动意识。他们明确主张要实现自己的劳动者的权利，并且他们知道如何在法律的框架中来争取自己的权利。他们的选择是积极的、向上的，他们处理劳资争议的方式也是理性的、节制的。“尽管他们还并不成熟，也缺乏经验，但这是一个有希望有未来的新一代。他们也代表了中国工人的未来和希望。 ”
太原富士康园区大门
晋城富士康仍有大量厂房在施工中
中国只能做“代工之王”？
2011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苹果公司的掌门人乔布斯会餐时问他：为什么不在美国生产iPhone？乔布斯回答：这种工作绝不会出现在美国。
苹果和富士康的高管们当然可以为此解释：只有在中国才能一天就召集3000名工人，一天的单厂生产量达几十万。一位苹果高管曾介绍说，在某代iPhone上架销售前几周，苹果在最后变更了显示屏设计，迫使组装线重新调整。新显示屏在深夜时抵达中国的富士康工厂，当时一位工头叫醒8000名员工生产。每位员工吃些点心喝些茶，半小时后就上生产线，将显示屏装入机器。过了4天，新的iPhone日产量就达10万台。 “这种速度和弹性是惊人的，在美国不可能做得到。 ”
但我更相信他们是为了节约成本，以极其低廉的工资换来高效的生产、巨额的利润。至于工人们的个人发展，绝不是乔布斯或者郭台铭考虑的事。卓别林的著名电影《摩登时代》里，上世纪30年代美国工人的工作就和机器一样，重复、重复、再重复。不幸的是，70多年后，这样的事在中国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大工厂里还在发生。
如果以前我们还能以 “劳工素质低”、“缓解就业难题”为劳动密集型工厂大规模扩展找到合理性，那么，面对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新型青年劳工，我们还有什么借口继续让他们只做机械性的工作拿微薄的薪水，还有什么理由不创造机会让他们掌握核心的本领，让“中国制造”早日变成“中国创造”？
假如苹果真的把产品生产线搬回美国的某个港口城市，我想他们会投资数百万美元以实现自动化，不会让给iPhone后盖贴贴纸、点油墨的岗位出现。不要问富士康们是否有这样的财力，先想想，他们能有这样的魄力吗？
但愿有。
